关于由谢冕先生主编的“百年中国文学总系”这套大书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），我已经在几个场合发表了读后感想。我觉得还可以从文学史的样式上再说几句。
文学应当是“各式各样”的，这种理想本是再普通不过，但在中国说出来或执行起来，还是有点难度。萧红是放达说此话的人。她三十年代说可以“有各式各样的作者，有各式各样的小说”的时候，针对的竟是她敬重的鲁迅，认为鲁迅建立的现代小说范式可以超越，而且鲁迅自己也不模仿自己，写的小说“有些就不是小说”（聂绀弩：《萧红选集·序》）。萧红如此说，一定是无形中面对着一种写统一型小说的环境和压力。套用过来谈文学史，这些年我们虽不断地呼唤各种“私家著作”和“非教科书著作”的出现，变化也不能说没有，就像北京的街头不是北京人在“炸”油饼了，是浙江人在“炸”了，是安徽人在“炸”了，但“炸”的仍是“油饼”，北京的早点并无根本改动，我们的文学史基本上还是“思潮＋作家＋作品”的老面孔。
这套“百年中国文学总系”十几本书的出现，是文学史旧写作模式的突破。
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“突出文学流派”、“消解大家”之类的变化了，而是文学史在写作格局、方式、思路的大胆探索，是理论形式的簇新变动。这套百年文学史的切入点，首先不是近、现、当代文学的分期，然后在分期下分布文学现象。它选择各个“文学史的年份”，把这个年份作为聚焦的焦点，把目光沉潜下去，扩散开去，加以新的审视、观照。本书基本的特点都来源于此。所以，新资料的挖掘并非这套文学史书籍的特长，虽然它也不乏新史料。这种新史料往往是旧眼光所不及的。它还可以运用旧材料而出新意，因一切都重新打量过了，一切都重新组织过了。它是“重写”。
最典型的两本，一是1942年《走向民间》（李书磊著），一是1948年《天地玄黄》（钱理群著）。都是在此体系下，最大限度地能发挥出这种文学史聚焦形式的特色的。其它各书对此体系的认同尽管不太平衡，大体也不差。这是：第一，可以建立全新的文学史叙述结构。1942年的中国文学在《走向民间》中是“两人两城”的结构；用陈独秀这个开辟“新文化”的人来叙述“五四”到四十年代，用郭沫若来叙述抗战时期国统区激进文学的亢奋，用延安和昆明来概括解放区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系统的形成，以及西南联大作家群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和中国本土的结合。这样的一个文学史的结构，比以往国统区、解放区、沦陷区三分法的叙述更具历史的完整性，是显然的。第二，能具体地、多侧面地展现文学发生的真正过程。因为对一个年份文学的叙述，笔力更细致，视野更开阔，包括作家的生活状态、影响作品产生的个别政治事件、文化环境如出版读书市场的情势、城乡物质生活的条件等等，都可娓娓道来。这样的文学史就有了很浓的文化思想史的色彩。或许有人会不同意文学史的这种移动，但它确实是一种写法。同时恐怕只有这类写法才能“全方位”地表现文学，像《天地玄黄》，拿诗人冯至新年天明时对“生存者”的“挣扎与选择”的感受作为开头，书中不断插入从报纸公共新闻到个人隐秘日记摘录等社会学的材料，如果换了一种体式是无法想像的。第三，这里最跃动的，是文学的现代创造者们的心灵历史的体现。于是，我们在书中一眼看到的不是文学作品（至少这两书不是如此），而是文人的心态，时代的心态和文学的心态。陈独秀、郭沫若、穆旦、汪曾祺、萧军、朱自清、胡风、丁玲、赵树理等，各以自己的思想的、文化的风貌，展现在人们眼前。
我认为，这样的文学史不妨名之为“文化形态的文学史”。
这种文学史不能代替别的文学史，它不管包打天下。它有失重的地方，比如对作品文本的忽视。可能将来能有专门进行文本分析的文学史涌现，那又是“各式各样”中的一样，可叫作“阐释的文学史”。但“百年中国文学总系”的文学史范式及其操作方法，自有其独立的价值，是无可怀疑的了。
